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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勇
中国的DCEP始于2014年。2013年底，比特币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全国热潮，央行开始关注这一新兴的加密货币。当时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比特币可以被视为一种资产，而易纲副行长则对比特币技术持积极态度。央行五部委牵头发布比特币指导意见。 2014年，央行成立了专门研究数字货币的研究机构，开始研究如何借助区块链技术应对加密货币的冲击、完善人民币体系。因此，DCEP是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基础上诞生的。
然而，从2014年到2018年，DCEP的推进非常缓慢。根本原因可能是比特币或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架构很难与人民币法定货币的本质兼容。
DCEP在2019年底突然加速，直接原因是Facebook和互联网及支付巨头准备推出Libra。尽管Libra号称超主权、服务全球金融，但其赞助商、联盟成员和锚定货币却有意识地将中国排除在外。这让中国央行感受到了数字货币领域国际竞争的紧迫压力。因此，DCEP研发负责人发生变动，研发加快，才有了目前的DCEP试点。
事实上，一种更适合互联网经济的数字货币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互联网支付应用仍然基于传统银行系统，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然而，传统银行体系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在DCEP出现之前，央行就已经通过央行手段来遏制支付宝、微信支付向货币体系的延伸。来自比特币和Libra的外部压力推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这将有助于中国改革货币体系，适应互联网经济的需求。
但从目前DCEP的实施情况来看，其试点非常谨慎，尽量不触及传统银行体系的利益。试点在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主要在财政支出范围内试点。它不针对主要的互联网支付渠道。因此，很难判断其目标是主动推动适应互联网经济的货币改革，还是被动保护传统银行体系。
由于DCEP本质上仍然是央行主导的法币，不可能去中心化，也不一定采用区块链技术。这一点，DCEP项目负责人穆长春曾提到过。目前来看，DCEP主要是对人民币发行流通机制的技术改造。它不能被纳入区块链的全球趋势。
由于DCEP主要是技术改造，并没有改变人民币的本质及相关监管制度，因此DCEP不会给当前的区块链行业或者加密货币行业带来太大的便利。简单来说，以前不能用人民币炒币，以后也不能用DCEP炒币。
DCEP虽然不一定采用区块链技术，但肯定会采用非对称密码学。这就是DCEP能够提高电子支付效率和安全性的根本原因。这可能是DCEP与区块链或加密货币之间最重要的联系。
也就是说，DCEP本身是一种加密货币，但它不是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而是中心化的加密货币，我称之为“加密货币”。作为一种合法补偿的中心化加密货币，不会对去中心化加密货币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去中心化加密货币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货币中心化的危害，所以DCEP仍然是中心化货币。
但DCEP将对中心化加密货币产生巨大影响。现在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由私人或团队发行的代币。这些代币都是中心化的，其信用基础远不如DCEP。过去主要依靠密码学技术，相对人民币有一些优势。当人民币也使用密码技术进行改造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简单来说，对于中心化加密货币来说，中心越强大，竞争优势就越大。
目前，DCEP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如前所述，DCEP并不是完全按照互联网经济的内生需求提出的，其试点和应用也没有直接针对最重要的互联网支付企业。目前只是传统银行体系内部货币发行和流通技术的改造。
当前对DCEP重要性的高估与去年市场对Libra重要性的高估非常相似：既低估了推动传统经济体系变革的难度，又高估了区块链技术和中心化机构的力量。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改变将来自于全球经济基础设施的去中心化。这种改变将会发生，但并不容易。
就像Libra的最大意义是引起各国央行和公众对加密货币的关注一样，DCEP的最大意义是挑起全球央行之间的加密货币竞争，迫使传统货币体系在竞争中被动做出改变。
可以说，中本聪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USDT、Libra、DCEP等一一飞出盒子，而且还会有更多。世界货币体系无法停止变化。
